随着“X日”的日益逼近，美国国债上限问题再度引发全球关注。

公开消息显示，近期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两周内连续两次致函国会，强调由于财政资金耗尽在即，财政部很快将不能保障履行对政府所有账单的付款承诺，最快日期可能就在6月初。面对耶伦的告警，拜登早在5月9日就与国会两党领袖举行了会谈，但未能达成共识。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虽然在此之前，市场普遍认为美国国债出现实质性违约是个小概率事件，理由在于从历史上来看，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来暂停或提高债务上限，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比如，2017年，在距离X日约30天的时候，美国选择了暂停债务上限。2012年，是在距离X日前两周选择暂停，而2011年则是在X日前2天，选择提高债务上限。

但需要强调的是，当前美国政府内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撕裂，而且此次的债务上限危机还叠加了银行业风险持续蔓延等全新的内生变量，这引发了市场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情绪，也使得接下来美国经济的走势更加复杂。

就历史数据对比而言，可以管窥此次美国债务上限危机区别于以往的三个新特征：

首先，是美联储暴力加息催生了美国债务的偿付压力。当前美国联邦基金的目标利率已处于5.25%的高位，和2022年3月0.25%-0.50%的水平相比，加息幅度令人咂舌。这也带来更大的偿付压力，在刚刚过去的4月份，美国政府用于偿还国债利息的支出在财政总支出的占比就已经接近了10%。由于疫情爆发以来医疗、社会保障等支出上升，这加剧了美国政府的捉襟见肘，也催生全球市场对美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悲观预期。

其次，市场对美国两党达成协议的期待值似乎并不高。当前美国两党都把债务上限作为实现自己党派利益诉求和最大承担拉拢选民的工具，执政的民主党人希望尽快提高债务上限并且不附加任何条件，而共和党人则提出，若想把债务上限提高1.5万亿美元，那么必须在未来削减开支。分歧僵持不下，拜登的提议想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可能还需要很多的工作要做。

最后，是银行业危机仍在持续发酵。自硅谷银行、签名银行等事件发生以来，美国陆续已有700余家商业银行暴露了较大的风险敞口，有些银行的报告损失甚至已经超过了资本的50%。可以说，在美联储激进迅速的加息策略压力之下，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难度随之增加，对于资本金本不充裕的区域性中小银行来说，几乎已经处在偿付悬崖边缘。诱发系统性风险的多米诺骨牌几乎已是箭在弦上。

正是由于这些新特征所指向的不确定性，金融市场似乎也在为这种预期做定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信号就是，近期美国衡量违约风险的市场指标CDS（信用违约互换）利差大幅攀升，1年期的CDS利差已经扩大到172个基点，5年期为73个基点，均触及金融危机以来最高值。这让市场对于此次债务上限危机是否会是一个“煤矿里的金丝雀”的焦虑情绪陡增。

虽然这只是市场对未来预期的部分判断，但我们也更愿意选择相信，此次美国政府债务上限危机最后仅仅是一场“茶壶里的风暴”。因为在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背景加持下，一旦发生违约，对全球金融与资本市场来说，带来的影响恐无法估量。

乐观预计，虽然市场对债务上限危机已经进行了定价，但此次美国政府债务上限危机的解除或许也只是时间问题，要么提高、要么暂停，充其量只是两党政治的一种博弈策略罢了。市场真正需要未雨绸缪的是，美国债务的可持续性问题，自2010年以来美国已经发生了11次债务上限危机，其中8次暂停，3次上调。用“技术性违约”掩盖实质性违约，这套手法可谓已经炉火纯青了！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多次明显违背世贸组织规则，发动对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战，违背全球价值链市场分布规律，筑“小院高墙”等种种非市场行为的干扰之下，美国经济是否还能保持过去的增长力，美元信用是否会因此破产，美国国债是否还能充当“全球资产定价之锚”，这恐怕既是未知也是必然。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